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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原,本名吴昱纬,号牧原居士,1963年生于河北省唐山市,秉承家学,笔墨师从二祖父书画大师吴一峰,易学师从三祖父著名命理师吴一坛,以易入画,善多种字体和国画,自创五行风水画,受到易学界、书画界和工商界的欢迎和高度关注,从事主题酒店文化装饰研究,全国多家大型酒店经本人进行全面文化装饰,效果良好,作品具有装饰性、收藏性、文化性和唯一性的特征。职业书画人,命理师,装饰风水文化顾问,五行风水画及其理论创始人.命理QQ782269970,艺术设计QQ491951601 电话13031515785

中国文化患上了“大师饥渴症”  

2009-07-15 07:58:16|  分类: 焦点透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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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近百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寿终正寝,在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泰斗”、“国宝”等耀眼的光环映衬下,各界的追思活动显得异常隆重,人们的反应速度超乎寻常,全国媒体毫不吝啬笔墨和版面资源,对他的生平、事迹、图片、轶事等连篇累牍,出版界和影视界同时也发布消息,称《季羡林全集》及相关纪录片将出版发行。凡此种种,都说明了季羡林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具有高山仰止的地位。

 

中国固有“死者为大”的传统,在盖棺定论之时饱受溢美也不是稀奇的事,即使把著名的古文字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东方学家、思想家、翻译家、佛学家、作家等等称谓都加在季羡林头上,人们也不会提出异议。只是如“思想家”那样的头衔过于离谱,不但没有产生庄严感,反而徒增了许多滑稽色彩。就像迈克尔·杰克逊死后有人将之冠以“世界天王”名号,让其家人觉得极端不爽,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吹捧似乎不是在对逝者怀念,更像一种嘲笑。

 

生于“辛亥革命”期间的季羡林先生,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屈指可数的长寿学者,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,二战时期留学德国,在哥廷根大学专攻印度学,主修梵文、巴利文。他一生勤奋好学,对英语、斯拉夫语、吐火罗文都有所涉猎,精通12国语言,相关撰述颇丰。然而,丰厚的阅历和学识并未成全季羡林,活到古稀之年仍然默默无闻。直到生命承载着他进入了一个需要树立文化大师的时代,他的名声才如日中天,在“国学”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章太炎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。

 

人说“寿则多辱”,季羡林却是“寿则多荣”,他年事越高得到的殊荣越多。不但有不胜枚举的虚名,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北京大学副校长、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、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,每一个职务掂起来都有足够的分量。不知道长期卧床的季先生是怎么履行职责的,但他却俨然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,并因此被央视列为2006年度“感动中国”的十大人物之一。

 

不过,和大部分人对他的“感动中国”不加认同一样,中国学界对季羡林的“国学大师”称号也存有极大争议。人们不明白,一辈子研究外语的季羡林怎么成了国学大师,更不明白,他那么坚决拒绝“大师”桂冠,为什么却遭到许多人的抵制。有人曾说,季羡林在垂暮之年提出了个“大国学”概念,把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域外文化也定义在了“国学”范畴,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这是有人为“国学大师”打圆场。季羡林既没有“国学”专著,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,如果这样的人也能被尊为“国学大师”,只能说明当下的国学已没有了大师。

 

实事求是地说,在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泰斗”、“国宝”三顶帽子中,季羡林可以勉强戴上的也只有“学界泰斗”,因为与他同代的许多学者均已作古,论资排辈也非他莫属。而问题的关键在于,即使拥有了“学界泰斗”头衔也不意味着他就是“国宝”级的学者,就知识的原创性和对文化的贡献大小而言,中国可与季羡林比肩的人并不在少数。至于古文字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东方学家、思想家、翻译家、佛学家、作家等等称号,更像是晚辈对老年人的尊称,不管他涉及哪个学术领域都能成“家”,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他的德高望重。

 

记得在书法家启功先生离世之后,有很多人曾怅然于中国进入了“无大师时代”,他们例数中国的戏剧、教育、曲艺、美术、文学、书法等人文学科,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表示出了强烈的质疑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,中国的“文化大师”却如雨后春笋,余秋雨、于丹等人的“大师”做派不足一论,单说近年走红的导演、作家、书画家、经济学者一概皆作“大师”状,以致使“大师”称谓在中国几乎成了负面流行语,与“专家”、“博导”一样饱受社会舆论诟病。

 

当然,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也不全是当事人的过错,更主要的还有些人需要用“大师门徒”包装自己,他们迫切希望利用大师的旗帜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。特别是近几十年来,中国社会似乎患上了大师饥渴症,加上有些人也亟需炮制文化权威,借以彰显自己的政治成就,由此导致了“假大师“的泛滥成灾。不幸的是,与世无争的季羡林在有生之年沦为了这种世俗的牺牲品,他在《生命沉思录》中写道:“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。现在,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,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,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,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。”这难说不是他对残酷现实的莫大失望。

 

中国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中,描写过三国后期蜀国人才匮乏的情形,所谓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作先锋”,意指蜀军名将相继死亡,无奈选择廖化充当三军统领,以示没有杰出人才,平庸者也可侥幸成名。季羡林固然不是平庸者,但与“国学大师”、“思想家”的内涵相比怕是还有一定距离。当然,值得反思的不单是季羡林能不能担当“国学大师”,而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“蜀中无大将”的局面。站在这个角度说,与其悼念季羡林,还不如悼念渐行渐远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实际意义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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